疫情之后，我们习惯了用宏大叙事审视世界的伤痕炒股app排名，用数据丈量行为的得失——失业率、经济增速、消费指数。但那些真正支撑人们度过寒冬的，往往是街角一碗热气腾腾的“爱心餐”，是陌生人一句“吃不饱可以再加”的朴素承诺。“爱心餐”并非新鲜话题——媒体或歌颂温情，或反思乱象，却少有人追问：那些坚持提供免费餐的个体店主，如何在经营压力与善意之间寻找平衡？那些走进店门的食客，又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挣扎？
2025年2月，谷雨实验室发布的揭开了复杂生态的一面。我们不禁思考：个人真的能在复杂的环境下坚持公益的初心吗？作者又是如何打开采访对象的心扉？作者廖宇彬通过数次深度走访，记录下这些微小却坚韧的互助故事。
此刻，让我们走进那些烟雾缭绕的厨房，感受忐忑不安的食客，触摸写满故事的餐桌，看看温柔如何对抗坚硬的世界。
谷雨实验室作者廖宇彬
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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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稿件交替呈现爱心餐店家和食客视角：一、三部分从店家视角出发，讲述提供爱心餐食的缘由和具体经营过程中的经历；二、四部分聚焦食客，刻画其心理状态与生活情况。
一、店家视角：善心驱动、现实打量的爱心餐生意
文章第一部分“不就是一碗面嘛，多大点事？”介绍了全国各地小餐馆为生活困难的人提供免费餐食的现象，这些行为通常由店主的个人经历和善良本心驱动，如李茹的竹升面店和胖哥炸串店。
真正落地后，爱心餐生意并不好做，文章第三部分展开对这一复杂的现实情况的描述，如食客的“薅羊毛”行径与店家的经营压力。在复杂环境下，店家们的考量最终化成一句善意的话：“当一个人真正需要帮助，我们不想拒绝”。
二、食客视角：局促背后的百态人生
文章第二部分描述了不同背景的人因不同原因选择吃免费餐，包括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这些顾客入店门时心理状态复杂，就餐时留下沉默或报答的反应，离开后又再次流向各自的生活。
在第四部分中，视角从爱心餐食客延伸至背后的百态人生与对社会自主扶贫的思考，探讨如何更有效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吴进故事反映了众多个体在严峻就业市场中的挣扎，不止一例。食客们或各自离去、或长久盘桓，无论如何，爱心店家们在“晚上12点去垃圾桶那里看看”，看见食客，也看见曾经的自己。
一、“不新鲜”的爱心餐选题
Q：为什么选择操作“爱心餐”这个不算新鲜的选题？
A：选择“爱心餐”这个选题，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凤凰网的一篇报道提到，疫情之后来吃爱心餐的人数有所增加，尤其是年轻人比例上升，这一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于是决定深入探讨这个主题。我们希望通过关注来吃爱心餐的人群，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来反映疫情之后人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感受和判断，这仍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新闻价值。
然而，在实际采访中，我们发现广州和深圳的一些店主提供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表示，疫情期间来吃爱心餐的人数实际上更多，而疫情结束后人数反而减少了，这一发现与凤凰网文章中的情况完全相反。
Q：聚焦提供爱心餐服务的个体店主是基于何种考量？
A：个体小店的老板通常亲自经营，店内员工不多，一般最多也就四五个，因此他们对每天接待多少顾客和顾客的具体情况都较为清楚，尤其比较了解那些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相比之下，大型连锁餐厅的老板由于店铺规模大、员工众多，往往难以清楚了解每一个顾客的具体情况，他们对媒体的回答可能也更倾向于宣传和政府倡导，而不太可能以单纯做好事的目的来推进这件事。此外，顾客在走进小店时更容易表达自己的需求，而在面对豪华的连锁店时可能会有更多的心理障碍。所以如果想深入挖掘人和人之间的故事，个体店会是更好的着手点。
二、在忙碌中见缝插针地采访
Q：你是如何联系到有“免费餐”业务的店铺？
A：通过高德地图、小红书、抖音等平台，我搜索并找到了有提供爱心餐痕迹和具体地址的餐厅，最终筛选出了全国30多家店铺。为了深入挖掘故事，我选择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特别是四川、重庆、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在确定了区域后，我开始逐一打电话联系这些餐厅，这是一种直接但稍显笨拙的方法。一个下午的时间，我拨打了二十多通电话。广州和深圳的两家餐厅最快回复了我。特别是广州的店主，一位湖北阿姨，因为我的湖北号码，她破例接听了这通可能被误认为“诈骗”的电话。在听完我的需求后，她热情地邀请我：“你过来的话，我就请你吃面。”
与编辑沟通后，我们认为广州和深圳虽然是大城市，但这些地方更能凸显出一种现象——许多外地人来到这里打工，而这些个体店主仅凭自己的善意支撑着爱心餐的提供，这并非出于集体性、明确的利益回报，或是公益组织的支持，而更像是个体之间搭建的互助桥梁。收到回复后，我就立即动身前往了。
Q：你在采访中有遇到什么挑战吗？是如何在忙碌的饭馆中完成对李茹及其员工的采访？
A：采访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找到合适的、完整的交流时间。李茹和她弟弟非常忙碌，他们从早上5点开始准备食材，一直忙到深夜12点收拾店铺，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无论工作日和周末我都待在李茹的店里进行观察和采访，我必须在他们忙碌的间隙中找到合适的时机进行交流，还不能让他们觉得厌烦，这需要很好地把握分寸。
于是我在他们工作的同时见缝插针地提问——他们一边上菜、一边做肉，我就趁机问一些小问题，他们则在忙碌中简单回答。这些信息我都是当场用手机记录下来的，用纸笔写的话速度会慢一些。只要他们没有忙到完全没时间跟我说话，我就一直待在那里找机会随便聊聊。其实多聊一些闲话反而能让他们更信任我。在这种小店，真诚换真诚，彼此坦诚是更好地理解对方和获取信息的关键。
除了时间问题，我还面临了语言沟通的挑战。例如，钟点工阿姨曾经头部伤残，手脚不稳，需缓慢端盘工作，且存在语言障碍。为避免干扰，我通常选择在她休息一会儿的时候和她交流，李阿姨转述问题和翻译回答。王叔的情况也比较复杂，他听不懂普通话，语言混合几种方言，所以我们的交流有些磕磕绊绊，主要通过放慢语速、简化句子和词汇表达来沟通。
在店里待了近一周，我始终没能遇到正在享用免费餐的顾客，让我有些担忧，因为到访的顾客要么是已经尝试过免费餐的，要么是通过网络得知信息而来。店主们告诉我，疫情之后来吃免费餐的人数实际上比疫情期间有所减少。这让我担心，如果只能从店主的角度来讲述，那么故事将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缺少了那些真正来吃免费餐的顾客的视角，无法深入了解他们选择来这里用餐的原因。这种视角的缺失可能会让我们无法全面理解他们的需求和动机。
Q：你是如何找到吴进并建立信任关系，让他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的？在撰写这一人物故事时，是否有意暗示当前社会就业问题？如何平衡暗示与直接表达之间的关系？
A：不论是写稿子还是做采访，运气是非常重要的。在我蹲守的几天中都没有碰上吃免费餐的食客，店家也不会保留这些食客的联系方式。我通过吴进发表的一篇关于免费餐的试吃笔记联系到了他，幸运地得到了采访的机会。在采访小吴时，我采用了比较自然的交流顺序，先从他的经历出发，“最近怎么样？”“工作找到了吗？”“有没有什么最新进展？”再聊他吃免费餐的经历，比如为什么去吃、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有没有遇到好或不好的店？事实上，采访中每个人构建回忆的框架都是不同的，就算通过对话去引导受访者，彼此构建的叙事框架也是不一样的。应该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和场景，去思考如何引导他们回忆或叙述这件事，而不是简单地、机械地按照时间顺序从头到尾地展开。
在撰写吴进的故事时，我没有使用过于悲观或情绪化的表述，而是以事实为依据，展现了一个年轻人在特定时期的真实生活状态。虽然任何写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视角，但只要这种视角不被明显表现出来，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吴进的故事揭示了外贸行业困境和互联网行业对30岁以上求职者的压力等年轻人普遍面临的问题。我重点描述了小吴为何要去吃免费餐，这是他经济困境的直接体现，与他的工作、房租和生活成本紧密相关。我的目标是真实地呈现吴进个人的情况，而不是将其经历泛化到整个群体或社会层面。读者读下来会觉得在暗示当时的环境，是因为他们从具体的故事中感受到更广泛的社会现实。事实就是事实，并非空穴来风。
Q：在采访过程中，你采访了附近居民对免费餐的看法吗？如何联系到更多的受助者，并平衡他们的故事对文章主题和情感表达的影响？
A：在尝试采访街边的居民时，我主要是在店门口随机询问来吃饭的人。然而，结果并不理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我得到的大多数信息都不适合写入稿件。许多人表示：“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可能只是来吃个饭，并不关心免费餐，也没见过真正来吃免费餐的人。我没有遇到特别强烈反对或支持免费餐的人，大多数人持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
我尝试寻找更多愿意分享经历的受助者，但过程很困难。要么找到的人提供的信息不适合用在我的稿件里，要么对方拒绝接受采访，或者根本联系不上。那些来吃免费餐的人通常不会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经历，他们匆匆而来，吃完就走，不会留下痕迹。我采访的几位老板都是默默地让对方吃完，问问对方吃饱了没有，然后就让他们走了，基本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或者后续的访问途径。特别不相信免费餐的人大多存在于老板的记忆中，我在那待的时候并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我希望通过主题的把握来权衡各个受助者的故事。重点放在了竹升面馆上——我觉得那里遇到的人和听到的故事最能打动我。我想写的是那种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善意，那种看起来很脆弱但却坚持了很久的情感联系。
三、在缘分与关系中穿针引线
Q：你是如何搭建文章架构的？初稿与终稿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A：最初，我对如何组织不同人物的故事和选择叙事线索缺乏清晰的规划，导致初稿内容显得混乱。我试图涵盖来吃免费餐的人、薅羊毛行为、个体故事（如小吴的故事），以及老板提供免费餐的动机等多个方面，但没有很好地安排结构。
后来编辑建议我在第一部分介绍店铺的基本情况，包括免费餐的提供情况和店铺的运营状态，帮助读者进入情境并对整个事件有一个初步了解。第二部分则聚焦于人物，描述老板对来吃免费餐的人的印象，以及他们遇到的困难，如怀疑免费餐真实性的客人和薅羊毛行为，这些内容展示了店铺在提供免费餐过程中的挑战。我原本想把钟点工和王叔以及阿姨的故事作为受助者之一放在第二部分，但和编辑讨论后，我们决定将他们的故事单独作为第三部分，因为这些故事展现了他们之间无意形成的互动和联系，更加动人。第四部分小吴的故事基本保持不变，作为人物切口，通过他的经历映射那些真正来吃免费餐的人的情况和视角。
Q：为何以李茹、胖哥、袁志勇三人为主线？他们的故事如何体现“个体自发公益”的共性与差异？
A：我主要围绕李茹的故事展开，辅以紫金刀汤店和胖哥炸串店的情况，以展示不同店主的善意和经营模式。尽管三位店主都出于善良帮助他人，但他们的经营状况和帮助方式各不相同。李茹的竹升面店经营成熟，模式可持续，主要接待会付钱的常客，偶尔为需要的人提供免费餐。紫金刀汤店位于人员流动性大的深圳坂田，顾客多为一次性，店主虽面临经营困难，但坚持提供爱心餐，并通过视频记录吸引流量。胖哥的炸串店规模小，压力大，他的老婆和孩子已经回湖南了，他在广州试图放手一搏，如果这个店不成功，他也只能回老家，后面也通过自媒体宣传爱心餐来吸引更多顾客，希望做好事的同时获得一些流量，维持店铺的经营。
这些店主都是出于善意的普通人，他们只是想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出一些贡献。他们告诉我，他们并不能做出什么大事，他们所做的只是他们认为能够为他人做的小事，并没有过多考虑利益。在与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我能清楚地感受到他们的善意。
Q：文中多次提及“薅羊毛”行为，选择不回避这类负面案例，是为了对冲叙事的温情化倾向，还是还原公益的复杂性？
A：我有意将开店过程中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包括在提供免费餐时遇到的挑战，详细记录下来。尽管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在“为爱发电”，但我从一开始就很好奇：如果遇到误解，比如有人故意来吃免费餐，他们将如何应对或处理这些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对他们有何影响。关于“薅羊毛”的行为，我从未考虑过将其排除在外，因为这是他们必然要面对的现实。我也希望能够展现店主面对这些行为时的态度。
之前，我听说过其他店主的经历，例如有店主因为觉得有人专门来占便宜，就索性撤掉了免费餐，这确实会让人感到沮丧。然而，紫金八刀汤店老板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有些人可能只是想有尊严地吃一碗面，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故意来占便宜的，也不能用利益或回报来衡量这种行为。他的心态就像是“这条小鱼在乎”。
Q：文中对食客的羞耻感、店主的经济压力等尖锐问题保持克制，是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还是维持叙事的中立性？
A：店家们向我解释过成本问题，他们都表示“这些成本不算什么”。然而，反复强调这一点对读者来说信息增量有限。因此，我最终只详细描述了八刀汤店的情况。我认为，只要能说明餐饮成本在他们考量下是可以负担的，并且这不是他们提供免费餐最重要的问题，这个点就足够了。对于个体店店主来说，成本问题并不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他们更多需要面对的是心态上的坚持。
至于顾客的羞耻感，我没有直接写出来。我将相关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文章开头，通过李茹的观察，提到年轻人吃免费餐时会表现出的不好意思，例如低头看天看地；另一部分是通过小吴的故事，描述他吃免费餐时的心理活动。我通过这些细节来表达他们内心的羞愧感，而不是直接写他们感到羞愧。唯一直接提到羞愧的是在小吴的故事里，因为他自己告诉我他感到不好意思和愧疚，这占了他心理活动的90%。他每次进去都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我尽量用他们的行为来代替直接的情绪表达，让读者自己去感受他们内心的感受。
Q：文中信息多依赖店主口述，是否通过账单、社区记录、第三方见证者（如老顾客）交叉验证免费餐的真实消耗情况？
A：在撰写这类稿件时，交叉验证信息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以李茹的店为例，他们使用专门的点单机来记录单人套餐的订单，但这些记录通常只保存一周或几天后就会被清除。此外，他们有时会直接为一些顾客提供食物，而不会做详细记录，例如每两周来一次的低保户，店家通常会直接为他们打包一些基础面食，而不做详细记录。
其他店家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例如，紫金刀汤店的老板会拍摄视频记录来吃免费餐的人，但他并不总是这么做，因此很难通过视频记录来准确统计每天有多少人来吃免费餐。三位店主都不会记录每天有多少人来吃免费餐，每天实际需要提供多少餐食炒股app排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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